坐井觀天 ｜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底是啥？
那么，這個新名詞到底是嘛意思呢？怎么才能更好地理解呢？該怎么改呢？和現在熱起來的“分享經濟”又是啥關系呢？這些都是今天要回答的問題。注意：這篇文章算是一個知識貼，不會太深奧，也不會太深刻。重在讓同學們了解這個詞的含義。要看深度的、學術的文章，網上一大把啊。感興趣的同學自力更生吧。 一、是什么？ 來看張圖，直觀風趣。這里面用的是供給側改革這個說法，不是太嚴謹哦。同學們心中有數就行。 看完這張圖，應該大概都明白了吧？接下來咱們再來解釋解釋。 二、究竟是啥？ 從理論源頭說起吧。 供給學派是上世紀7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一個經濟學流派，強調經濟的供給方面，認為生產的增長決定于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在供給學派基礎上發展出新供給主義，主張通過放松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讓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才能提升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如果將需求管理比喻為“西醫”，新供給所強調的供給管理更像是“中醫”。“西醫”可以救急，但副作用大。中醫療法如文火慢煮，綜合施治，需要把握火候，引出的味道也更濃。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強調在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的中長期視野的宏觀調控。未來我國推進新一輪經濟改革，應從國際主流的需求管理“西醫”方式，更自覺、更積極轉向供給方面的改革創新，防止對“西醫”過度依賴，采用“中醫為主、西醫配合”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相結合的綜合療法。 面對經濟持續下滑，我國沒有再出臺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而是簡政放權，連續下放行政審批權，探索設立自由貿易區，激發市場內在活力，都能看到新供給理論的影子。 已故經濟學大師科斯說，經濟學的未來在中國。中國學者提出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或許已在正確方向上邁出了重要一步。（這部分內容摘自新華全媒頭條 文章，作者陳二厚，劉錚） 太學術了嗎？接下來看看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最近拿包子舉的一個例子。很有意思。他是這么說的： “有一次去蕪湖。蕪湖有一家據說始建于光緒年間的包子鋪。一天早上，朋友帶我去那里吃包子，就聯想到現在人們討論的供給與需求的關系。經濟的現實是：把“包子”做出來了，但是賣不出去（通常說的內需不足或產能過剩）。 于是，從需求側做文章，號召人們買包子，并促進包子外銷。但從效果看，人們買包子還是不踴躍，而且外銷也基本飽和了。這意味著在需求側做文章的空間已經不大。 于是，目光轉到了供給側。一看供給側，問題來了。原來包子做的就有問題，好吃的包子很有限，無法下咽的包子做了一堆。 這樣，新的思路就有了。多做好吃的包子，少做或不做無法下咽的包子（即供給側改革，發展新興產業，提供適銷對路產品，去庫存，消滅過剩的產能）。” 這個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吧？ 三、有啥經驗教訓？ 前面提到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源頭——“供給學派”。供給學派的誕生建立在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基礎上。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是注重需求側的管理，通過刺激需求達到經濟調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貨幣政策。盡管凱恩斯主義被一再證明在短期內確實行之有效，但長期來看，一味擴大需求會導致持續通脹，進而導致經濟停滯。這正是里根和撒切爾夫人上世紀80年代在美、英上臺時面對的局面。 在當時的冷戰背景下，美英的通脹和經濟停滯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應，因此引發了學界和政界的反思。供給學派針對凱恩斯主義的弊端，提出了通過提高生產能力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通過刺激社會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主張。基于這個基本認識，通過減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成為供給學派最鮮明的口號。 里根上臺后，于1981年將供給學派的主張結合貨幣學派的主張，一起運用到經濟管理中，并分解為削減不包括軍費在內的財政開支，對企業和納稅個人實施大規模減稅，減少對企業的干預，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等措施。這是“供給側改革”的**次大規模實踐。 從里根經濟學的實踐效果看，總體是正向的。里根時期，從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國經濟持續增長65個月，1984年，美國一度實現預算收支平衡。在此后的30年中，美國只在克林頓時期再次做到這一點。此外，美國的通脹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在更大的視野中，供給學派經濟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爾主義，因為度過了經濟停滯危機而在冷戰后期與前蘇聯的對抗中占據了主動。 不過，雜糅供給學派和貨幣學派的里根經濟學，也有負效應。比如，減稅計劃導致里根執政期間赤字從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為大企業受普遍減稅的益處更多，里根時期美國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自克林頓時期以來，出于平衡赤字的考量，供給學派失去了實踐舞臺。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全球主要經濟體重拾凱恩斯主義，著重用貨幣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現：歐洲沒有因為貨幣刺激解決債務危機，日本“安倍經濟學”邊際效應遞減，貨幣戰隱患出現。這說明，無論哪種經濟思維，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靈丹妙藥。這也意味著，中國新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必然要汲取國際實踐的經驗教訓，作出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詮釋。 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盡管能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鑒，但無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 無論是供給學派、貨幣學派還是凱恩斯主義，在各國的經濟管理中都不可能單項使用。 上世紀80年代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盡管能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鑒，但無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這是以下幾個因素決定的： 其一，中國進行“供給側改革”的經濟形勢與里根時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給學派主張時，美國經濟增長率為負，通脹率為兩位數。而今天的中國經濟仍保持著主要經濟體中相對的高增長勢頭，通脹風險尚未出現。其二，國際背景不同。里根對供給學派的應用，有冷戰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國際背景沒有冷戰因素，各經濟體之間的融合程度達到空前水平。其三，發揮空間不同。經濟形勢的差異，決定了中國實施“供給側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間，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偏靈活的貨幣政策使用的空間更大。這意味著中國實施“供給側改革”，交叉運用各種政策工具的空間更大。其四，著力點不同。里根時期的“供給側改革”，一個主要著力點是“減”，減少福利開支就是其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的“供給側改革”主要著力點在于“改”，比如在福利開支方面，從目前的政策運用看，不僅不可能減，相反會繼續增加社會福利的投入。 最關鍵的是，中國具有與美國不同的經濟管理傳統，面對的是不同的經濟現實情境。什么是中國的經濟現實情境？ 一方面，供給側不足的弊端已經凸現。在投資面臨邊際效益遞減、出口面臨外部環境不穩定考驗的情況下，刺激消費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最重要的一駕馬車。然而，網絡消費和出境消費的迅猛增長表明，消費內需已得到足夠的刺激，關鍵在于沒有轉化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內需，許多消費力轉為外需。不強化供給側管理和改革，就無法聚集經濟增長的動能。 另一方面，現實中還存在供給側不足的許多因素，制約了經濟增長。比如，許多低效或無效產業、企業占據了過多的生產資源，只能“賠本賺吆喝”；舊的調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費內需；滯后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業活力，等等。 這決定了，盡管在減稅、減少政府干預、防止貨幣發放無序增長等方面，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很可能與美國的供給學派理論和實踐有相似之處，但不會是供給學派理論的照搬照抄。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針對中國經濟現狀的改革。（摘自《京華時報》徐立凡文章） 四、怎么改？ 簡單來說，有三方面： 1、勞動力供給 通過提升教育培訓質量、改善人才使用環境，消減勞動力結構性錯配，提高勞動生產率。 2、技術供給 集中攻克關鍵科技領域，提高科技進步貢獻率。 3、制度供給 著力完善市場體系，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 具體點兒？那就看圖說話，比較清楚。 在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看來，現在提升供給能力，可以從三個方面突破： 一是繼續推動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進程；二是推動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梯度接續轉移，并在轉移時注重結合當地資源稟賦，形成特色產業集群；三是鼓勵創新。“最核心的是制度創新，包括通過打破壟斷、降低民間資本進入重要行業的門檻來激活民間資本，通過土地制度改革激活土地資源；通過金融改革充分發揮資金效率、有效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等，這些都是在各個方面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從而提高市場化效率。”潘建成說。 從眼下的情況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優先解決好去產能、降成本、去庫存、補短板、去杠桿等幾大關鍵問題。 一是化解產能過剩。“現在化解產能過剩，要更多從供給側著手，促進產業升級，堅決淘汰僵尸企業。”潘建成說。此外，推動去產能，還要進一步推動市場化的兼并重組，通過優勢企業發揮主導作用對生產力重新整合，提升整個產業的供給效率。 二是降低企業成本。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需要打出“組合拳”，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稅費負擔、財務費用等，目前還需要特別關注如何有效減輕企業繳納的社保費用。 三是房地產去庫存。當前樓市庫存較大，一大原因就是結構性供需錯位。要鼓勵房地產開發企業順應市場規律調整營銷策略，適當降低商品住房價格，促進房地產業兼并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 四是補短板。2020年我國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貧困問題、“三農”問題、生態問題、基礎設施等都是短板。補上這些短板，才能為我國經濟增長注入新的動力，帶來新的機遇。 五是盡快解決金融供給結構與融資需求不匹配問題。在保障金融體系安全的基礎上，促進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功能的提升，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提升融資便利度，增強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能力。（此部分摘自《人民網》相關文章） 好了。說到這里，想必大家應該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心中有點兒數了吧？可能有同學們又要問了，你說的這么熱鬧，這個和我又有幾毛錢關系呢？繼續看張圖： 是不是還不錯？當然，這些都是咱們老百姓心中的老大難問題，要真正實現，都沒那么容易啊，特別是后兩者。潘建成專家說了，“需要強調的是，供給側改革是精細活，需要下功夫，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背景下，要有定力，不能急躁。” 五、分享經濟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啥關系？ 分享經濟也不是一個新詞了。去年就提出來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又提出來了：“以體制機制創新促進分享經濟發展，建設共享平臺，做大高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等新興產業集群，打造動力強勁的新引擎。” 分享經濟在國內有一個更為普遍的叫法：共享經濟。分享經濟最早在美國于2008年興起，是利用閑置的房源、車輛、時間、技能服務等進行共享，進而產生經濟價值。國外最具代表性的便是“Uber”、“hotel tonight”等。近幾年，中國分享經濟模式發展迅速，等成為被公眾熟知的共享經濟新代表。可以說，分享經濟是自下而上推動著經濟制度變革，改變了傳統商業模式，進而提升了經濟運行的效率。 由此看出，分享經濟快速發展的土壤有幾個先決條件：(1)必須是閑置的社會化資源，且不是傳統的競爭性資源。分享的樂趣大過于單純的按需購買。(2)供求一體化，且兩頭的終端是個人或小型經濟組織。將閑散的個人資源加以整合售賣，形成資源流動。(3)互聯網是最為重要的載體。互聯網即時化使得分享經濟需求得到迅速響應。 那，這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究竟啥關系啊？簡而言之，就是正面的助力作用。 在分享經濟時代，過剩產能不再是燙手山芋，而是一種更加廉價、便捷的原材料。“分享經濟”鼻祖羅賓?蔡斯認為，利用過剩產能的成本總是比購買新的原材料要低，并且花費更少的時間和精力。分享經濟雖然不直接生產商品，但它能夠通過資源的重新配置產生新產品，進而刺激新的消費需求。 央視財經的一個小編給我們舉了個例子：小黑原來每天都會一個人開車上下班，最近他發現順風車，專車很火，他想著反正來回來去也是自己開，車上空著的座位空著也是空著，何不賺點油兒錢呢?于是他下了個軟件，成為了一名“司機師傅”。現在他上下班都會打開順風車軟件看看有沒有同路的人，好賺點外快。不過你也知道北京有尾號限行的，這時候他也會打開軟件作為一名乘客去搭別人的車，他覺得也挺方便。 這件事情告訴我們：閑置汽車產生了很多過剩產能，空閑的座位和汽車的閑置時間并沒有利用起來。現在有了共享經濟，這些閑置資源都能被有效的利用起來，這樣交通擁堵和空氣污染的問題也會減少，同時開車的人還可以從中獲得經濟利益。這就是一個將過剩產能有效利用的共享經濟循環。 也就是說，發掘出閑置的車輛、房間，與建立一條新的汽車生產線、蓋一棟酒店大樓所產生的價值無異，而且前者又能節約產能，提高資源利用率。這恰好符合供給側改革強調從供給端發力、擴大有效供給的思想。 事實上，這幾年來，政府促進供給端改革的一系列政策就催生了很多分享經濟模式的企業。但這些還遠遠不夠，除了住房和交通行業之外，在醫療、教育、食品、旅游等民生基礎行業，還存在著大量的資源配置失衡的問題。總之，分享經濟大有可為。
|
